王长江

根据刑法第67条规定，成立自首的行为人必须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。“两高三部”发布的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也明确规定，成立“认罪”要求行为人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。可见，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的认定关系到自首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准确适用。然而，最高法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下称《自首立功解释》）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，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，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，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，才能认定为自首。目前，对于坦白、认罪情节中是否要求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，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，司法实践中存在认识分歧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对于如何认定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，有必要予以进一步明确。

坦白、认罪情节的成立也要求行为人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。实践中，有观点认为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，对刑法无明文规定的内容应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解释，所以，对于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应理解为，只要行为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即可成立坦白、认罪情节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对于坦白、认罪情节中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的认定应与自首的认定保持一致。

首先，从文义上说，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并未超过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的语义范围。“罪行”具有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的含义，立法层面的“罪行”是指规范层面个罪的犯罪构成，而司法层面的“罪行”即犯罪事实，是行为人违反刑法规范的外在表现。显然，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中的“罪行”是司法层面的犯罪事实。对于犯罪事实应从个体和整体两个方面进行把握，既包括自己单独实施的个体犯罪事实，也包含与同伙共同实施的整体犯罪事实。因而，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是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的应有之义。

其次，从体系上说，对于共同犯罪中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的语义范围，应当结合共同犯罪的相应条款与基本原理来解释。根据刑法第26条，“对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，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”“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，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、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”。可见，共同犯罪中主犯只有如实供述自己组织、指挥或参与的全部犯罪事实，才能精准评价其罪行。同理，从犯也只有如实供述自己参与的全部犯罪事实，才能精准评价其罪行。因而，只有行为人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，司法机关才能准确评价其行为性质，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，从而精准定罪量刑。

最后，从目的上说，坦白、认罪情节之所以要求行为人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，原因在于避免浪费司法资源，实践中如果发现案件中“同案犯”事实未查明，可能会使案件被撤回起诉或发回重审，导致“程序空转”。而且行为人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，在认定为自首或坦白的同时，还可以成立认罪认罚，实现量刑从宽最大化。所以说，坦白、认罪情节要求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能激励行为人如实供述。

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的认定标准。根据《自首立功解释》第1条第2款，“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，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，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，才能认定为自首”。因而，对于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：

首先，“如实供述”要求供述必须客观真实。“如实供述”即在自动投案后或被动到案后到司法机关掌握犯罪事实前，行为人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司法实践中主要对供述部分同案犯等情形存在争议。对于未供述近亲属同案犯的情形，不符合“如实供述”的要求。对于虚构同案犯的情形，实质上属于个人犯罪，依据《自首立功解释》的精神，如实供述内容与真实情况存在差别，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，不属于如实供述，而虚构同案犯的目的是获取从轻或减轻处罚，足以影响定罪量刑，因而也不属于如实供述。

其次，应当区分主从犯界定所知同案犯的范围。根据《自首立功解释》的解释原意可知，同案犯的范围存在梯次性，对于从犯只须供述所知同案犯，即同案犯的姓名、体貌特征、联系方式等基本身份信息，对于主犯必须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，即主犯不仅要供述同案犯的基本身份信息，还要供述具体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。同时，对于具体案件中所知同案犯范围的认定，必须从全案证据出发，结合常情常理予以综合认定。

最后，“同案犯”不限于正犯、共犯，还包含对向犯。为避免自首、坦白、认罪情节与立功情节的重复评价，对于“同案犯”应当广义理解，即同一案件中涉及的所有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对向犯也符合要求。司法实践中，对向犯的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形：一是双方罪名和法定刑相同，如互殴类故意伤害案件中，互殴者如实供述相对方，成立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；二是双方罪名和法定刑不同，如贿赂犯罪中，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属于贿赂犯罪的两个部分，受贿人在被追诉前如实供述行贿人的，属于“如实供述同案犯”，只成立刑法中的特殊自首，不成立立功。

（作者分别为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，检察官助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