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“三个结构比”是衡量“四大检察”发展全面性、协调性的重要参考。它跳出了传统统计分析范式，探索对不同检察类别、不同业务类型进行综合评价。这种创新赋予检察管理更强的宏观管理能力，从而实现对检察业务趋势性、动态性的系统判断和全面把控。基层检察院要立足实际深化理解、运用“三个结构比”，充分发挥其正向辐射、纲举目张的作用，以高水平管理促进和保障高质效办案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强调，“四大检察”的履职结构比，依程序办案和依职权监督的案件结构比，依程序移送、依申请受案与主动发现的案源结构比等“三个结构比”，是衡量“四大检察”发展全面性、协调性的重要参考。“三个结构比”跳出了传统统计分析范式，探索对不同检察类别、不同业务类型进行综合评价。这种创新赋予检察管理更强的宏观管理能力，从而实现对检察业务趋势性、动态性的系统判断和全面把控。基层检察院要立足实际深化理解、运用“三个结构比”，充分发挥其正向辐射、纲举目张的作用，以高水平管理促进和保障高质效办案。

注重对检察履职的规律性认识

作为一种司法活动，检察履职有其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。因此，应在严格依法、实事求是、遵循规律的规范语境下对“三个结构比”予以理解、认识和运用。

正确认识“三个结构比”应坚持法律监督宪法定位。检察工作必须围绕法律监督来展开，“四大检察”内在统一于法律监督宪法定位，敢于监督、善于监督是必然要求，依法监督、规范监督是硬性约束。推动“四大检察”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履职结构比，其本源也即优化法律监督；案件结构比关注办案与监督；案源结构比中案源增长点主要在主动发现线索上。因此，“三个结构比”应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，更加注重法律监督职能的依法履行和充分发挥，推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有机贯通、相互协调，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水平。

科学运用“三个结构比”应坚持遵循司法规律。首先，遵循宪法与法律要求，坚持客观中立立场，严格遵守权力边界。如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需把握好“履行职责中发现”这一前提，行刑反向衔接需严格把握“可处罚性”；公益诉讼检察必须以“公益保护”为根本，扭住“可诉性”这个关键；数字检察需要注意数据的安全性，重在发现线索开展监督，而不能代被监督对象行使职能。其次，理性务实地看待数据指标的合理升降，尤其是在权重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数据升降与办案质效之间的关系，同时应注重实时监控，确保办案质效有保证。

注重对监督办案的全面评价

从管理学的角度讲，“三个结构比”应坚持全面、长远、实践的评价视角，更好释放其对监督办案的宏观引领、微观指导效能。

应坚持宏观全面原则。从架构上看，“三个结构比”涵盖了检察履职的各方面、全过程，可以说找准了检察权运行的法理基础与关系构造，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。从范围上看，“三个结构比”跳出了传统的“案件质量评价”范畴，体现出整体性、全局性视角，进入了全量化业务管理范畴。

应着眼长远发展。“三个结构比”之间不是孤立、分割的，各类型分析视角交叉，相互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，可以说既相对独立，又互为表里。从动态角度看，一个时期的检察业务基本盘是相对稳定的，一个“结构比”变化，可能会产生连锁效应，导致另外两个“结构比”跟着发生变化。因此，应以长远眼光和宽阔视野，对一个地区、一个时期的“四大检察”履职状况进行观察审视，从而对人才队伍、制度机制等基础性、战略性工程进行远景谋划。

评价应突出实践应用。检察业务管理必须贯穿案件办理的全过程、各环节，“三个结构比”也必须重实践、重应用，从管理走向应用，从指标走向实战。总体上看，应通过“三个结构比”的升降变化，动态审视当前业务运行和监督办案情况，找准短板问题，针对性地进行调整。具体来说，应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，围绕高质效办案的本职，坚持理性务实、遵循规律，统筹好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，实现数量与质量效果同步优化、同步改善；关注业务运行态势，洞察发展趋势，及时发现业务数据异常，针对性地纠偏正向，引领回归健康发展轨道；积极参与社会治理，从一个时期刑事犯罪、民事侵权、行政纠纷、公益受损情况和占比变化中，深挖背后的犯罪治理和执法司法突出问题，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。

注重对检察要素的合理配置

科学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对相关资源要素的合理调控和分配。“三个结构比”应聚焦业务管理、案件管理、质量管理，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，有效利用全量有利条件，更好发挥其对业务管理的驱动引领作用。

完善配套制度设计。首先，必须以严格依法、实事求是、遵循规律为基本原则，兼顾科学性、合理性与便利性、易操作性。其次，避免“一刀切”，针对上下层级、地域、案件类型领域作出合理区分，按照统分结合、各有侧重的思路，设定差异化、特色化发展目标，科学引导检察履职方向。再次，突出重点案件类型、重点办案领域、重要业务态势的分析研判，在做好宏观案件质效分析的同时，加强微观案件质量评查，引导检察人员回归高质效履职办案本源。

优化监督履职方式。“三个结构比”与检察履职办案方式相关，考验检察机关一体履职、综合履职的能力和水平，体现依法主动作为的力度和广度。首先，在推动一体履职方面，纵向上加强对下监督指导，严格把关做实备案审查，健全上下联动抗诉机制，探索实行重大法律监督事前征求意见、事后跟进监督、上级院接续监督机制；横向上注重沟通协作，规范法律监督线索的内部移送和管理，压实办案部门发现线索及时研判移交责任、接收部门审核查办线索责任和案管部门线索接收、移送、督办、反馈责任。其次，在推动综合履职方面，加强不同检察职能耦合与履职配合，促进“四大检察”职能协调互补、联动发力，实现全方位综合司法保护。再次，坚持依法主动作为，在把个案办准办好的基础上，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，深化类案监督，解决好普遍性、倾向性、区域性问题，探索走好“个案办理—类案监督—社会治理”梯次递进路径，实现办案效果最大化。

加强数字检察赋能。数据要素已成为驱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，数字检察应与“三个结构比”深度结合、发挥最大效用。首先，对于履职结构比，发挥数字检察融合审查、调查、侦查手段作用，在模型的研发和应用推广方面，注重多项检察业务领域的融合、集成，促进“四大检察”全面协调充分发展。其次，对于案件结构比，着力提高监督成案率，围绕打破数据壁垒、打通监管堵点，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，通过数据交换共享，创建类案监督模型，扩大监督类案件比重。再次，对于案源结构比，运用大数据思维，拓宽线索发现渠道，加快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和应用，建立完善法律监督与法治督察、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等外部监督衔接机制，提高主动发现线索的能力水平。

（作者为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）